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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被苏联俘虏的德国战俘，试图借助扩音喇叭向前线德军喊话，劝说他们放下武器、撤出阵地。
注：本文译自《Zeit Geschichte 2024 Nr 4》P60-P65，由克劳斯 · 拉策尔（Klaus Latzel）所著的《» Marschrichtung Heimat! «》。作者克劳斯 · 拉策尔现任教于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历史系。
拓展阅读：
记忆之争——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历史诠释与时代意义
俯首称臣——魏玛防卫军如何倒向希特勒
暗流初涌—— 1938 年反希特勒密谋的诞生与夭折
聚火成炬——特雷斯科夫与国防军抵抗运动
真伪之间——特雷斯科夫集团未遂刺杀计划的史实考辨
觉醒迟来——毁灭战争与德国军事抵抗派的形成
雷霆清洗——希特勒对 7 月 20 日事件的复仇
1943 年 1 月初，第 767 掷弹团的两名前沿观察员蜷缩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西缘的冰雪荒原之中。忽然，对面苏军阵地上传来了德语喊话：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已陷入绝境，继续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唯有放下武器方有一线生机。团长路易特波尔德 · 施泰德尔（Luitpold Steidle）上校起初将信将疑。然而此后数日，类似的扩音器喊话一次次响彻阵地，令人无从回避。
这场前线宣传的幕后推手，是流亡莫斯科的德共要员：德共海外领导机构成员、驻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瓦尔特 · 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以及作家埃里希 · 魏纳特（Erich Weinert）和维利 · 布雷德尔（Willi Bredel）。自 1942 年 12 月起，他们便持续向第六集团军的士兵发起劝降攻势，力图使其认清这场战斗已毫无胜算。
1 月 8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正式要求德军集团军指挥层投降。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次日，乌布利希等人得到了三名德国战俘的协助：恩斯特 · 哈德曼博士（Dr. Ernst Hadermann）上尉，以及弗里德里希 · 赖厄尔（Friedrich Reyher）和埃伯哈德 · 查里修斯（Eberhard Charisius）两名中尉。他们希望借助德国军官之口，赋予宣传更强的说服力。然而，寄望德军就此投降的念头很快便被证明不过是一厢情愿。
保卢斯始终无法鼓起勇气，违抗希特勒的死守命令。1 月 10 日，苏军对包围圈发起强攻。此后又是整整三个星期的饥饿、疾病、严寒与惨烈厮杀，直至残部耗尽最后一丝抵抗之力。
纳粹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将第六集团军的覆灭包装成一部英雄史诗："将军、军官、士官与士兵并肩，战至最后一弹。他们以身殉国，是为了让德意志永存。"
恩斯特 · 哈德曼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在 1942 年 5 月 21 日，他便在叶拉布加（Jelabuga）战俘营向被俘的国防军军官发表演说，直言不讳：为了让德国得以存续，这场死亡必须立刻终止。
哈德曼生于 1896 年，一战期间志愿从军，战后成为卡塞尔（Kassel）一名深受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熏陶的中学教师。早在 1933 年，他便自视为反对纳粹统治的"民族反对派"一员。1935 年，他在卡塞尔遭到禁止授课，班主任职务亦被解除。1937 年，他又迫于压力加入了纳粹党。
1939 年，他主动放弃了被列为"不可或缺人员"从而规避兵役的机会，先后参加了对波兰和法国的战役。1941 年 7 月，德国进攻苏联不足四周，他便身负重伤，落入苏军之手。同年秋天，他在战俘营中创建了第一个反法西斯军官小组。
哈德曼在 1942 年 5 月的演说中指出，这个小组汇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人，也汇聚了"不同阶层和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因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将"德国人民从其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哈德曼明确要求"立即推翻希特勒政府"，撤出所有占领区，并尽快缔结一份"体面的和平"。
这位上尉告诉其他战俘，德国固然取得过"辉煌胜利"，但这些胜利所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战争已经"无限扩大"，如今更是"毫无希望"可言。同样失控的，还有德国国内以及德军在波兰和苏联境内所施加的暴力。德国人民不过是被希特勒所"利用"，不应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无论对德国人民还是对在场的军官们而言，眼下都已到了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唯有如此，方能重新赢得"各国人民的信任"。
军官战俘营中的被俘者对这次演说反应强烈，纷纷斥哈德曼为"叛徒"。德共领导层同样持保留态度。在他们看来，哈德曼呼吁建立一个跨越阶级与阶层、共同反对希特勒政权的联盟，却缺乏"政治清晰性"，因为他并未认清纳粹统治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
相比之下，乌布利希于 1941 年 10 月起草、并由 158 名德国战俘联署的一份呼吁书，则明确强调纳粹政权不过是在为"最肆无忌惮、最贪婪的资本主义财阀"效犬马之劳。
然而，负责苏军前线宣传工作的人员立刻察觉到了哈德曼这篇演说的宣传价值。1942 年 8 月，他们以一名德国上尉的肺腑之言为题，将这篇演说印制成传单，苏军飞机在德军阵地上空撒下数十万份，另有一批则被分发至各战俘营中广泛传阅。
苏联军事宣传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干部德米特里 · 马努伊尔斯基（Dmitri Manuilski），早在 1942 年 4 月便成功向斯大林提呈了建立"反希特勒委员会"的构想。他主张，这一委员会应将"各阶层民众代表与军队代表"悉数纳入其中。
马努伊尔斯基隶属康米国际领导层，而康米国际成员承担了对战俘开展政治工作的主要职责。最终，他与康米国际负责人格奥尔基 ·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ff）携手，将这一新路线同样推行至德共领导层。
1942 年 12 月颁布的《告德国人民和德国国防军和平宣言》清晰体现了这一方针转变。这份行动纲领除要求推翻希特勒政权外，还明确提出建立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而德共关于未来"苏维埃德国"的政治构想，则不得不暂时退居次要位置。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使苏军首次得以俘获大批德军官兵。1943 年 5 月康米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后，其机构改头换面，以若干所谓"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莫斯科运作。苏联领导层通过"第 99 研究所"，持续掌控对德国战俘的政治工作，乌布利希和魏纳特均隶属于这一机构。
1943 年 6 月 12 日，苏联领导层决定着手组建马努伊尔斯基所构想的委员会。一个以哈德曼为成员的筹备委员会，重点致力于争取将军和高级军官加入这一计划，然而收效甚微。
1943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NKFD，Nationalkomitees Freies Deutschland）"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战俘营正式宣告成立，共有 38 名创始成员。12 名军官中，军衔最高者也不过是 3 名少校。全国委员会中的流亡康米党人包括约翰内斯 · R · 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维利 · 布雷德尔、威廉 · 皮克（Wilhelm Pieck）、瓦尔特 · 乌布利希和埃里希 · 魏纳特，魏纳特被任命为主席。
1943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在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举行成立大会。恩斯特 · 哈德曼坐于右侧，威廉 · 皮克紧邻其旁。
哈德曼出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并加入"自由德国"电台编辑部。该电台的广播信号覆盖整个欧洲。此后数月，他持续为电台及同名的全国委员会机关报撰写演讲稿、文章与评论。那份报纸以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作为版面边框。
"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成立宣言所提出的目标与行动号召，与此前的《和平宣言》大体一脉相承，只是进一步呼吁国防军士兵在"负责任的指挥官"率领下，为自己打通回乡之路。在各战俘营中，绝大多数将军和军官都将此类文字视为动摇军心的煽动之词，予以抵制。直至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才逐渐有部分人的抵触情绪得以化解。
1943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德国军官联盟（BDO，Bund Deutscher Of fiziere）"在莫斯科附近的卢涅沃（Lunjewo）战俘营宣告成立。其成立宣言共有 95 名军官联署，哈德曼亦在其列，领衔署名者则是 4 名将军。
"德国军官联盟"推选了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出任主席：炮兵上将瓦尔特 · 冯 · 塞德利茨 - 库尔茨巴赫（Walther von Seydlitz-Kurzbach）。1942 年 4 月，他凭借在德米扬斯克包围圈中的解围之举享有颇高的军事声望。在斯大林格勒，他曾明确反对希特勒的死守命令，力主从包围圈实施突围。
苏联战俘事务负责人尼古拉 · D. 梅利尼科夫（Nikolai D. Melnikow）以一项重大承诺打动了塞德利茨：若军方反对派能在苏军踏上德国本土之前推翻希特勒、结束战争，苏联领导层将支持保留国防军，并支持德国以 1937 年边界继续存在。
"德国军官联盟"成立数日后，便在人事与组织层面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紧密整合。此前，传单、广播与报纸已持续呼吁推翻纳粹政府，并号召国防军开始有序撤退，即"向家乡进发（Marschrichtung Hei mat）！"。此时，又出现了由将军们亲笔致函其熟识的国防军部队指挥官的公开信。
然而这些信函均未激起任何回响。不过在战俘营内部，两个组织的成员人数确实有所增长。"德国军官联盟"的成员估计达数百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则可能多达数千人。
1943 年底，苏联领导层抽去了这两个组织赖以存立的重要基础。在莫斯科和德黑兰召开的盟国会议上，斯大林接受了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德黑兰会议最终声明也明确表示，盟国意在"摧毁"德国各集团军。
与此同时，莫斯科还获得了两项承诺：盟国将于次年春天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并同意波兰"西移"。至此，"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关于"体面"和平、保全国防军以及维持德国边境的种种构想，已然失去现实依托。
因此，自 1944 年 1 月起，新的宣传口号随之调整：重点不再是号召国防军撤回德国本土，而是要求其立即停止战斗，并整建制倒向"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一方。与此同时，前线宣传的规模也大幅扩展。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发生在 1944 年 2 月初的切尔卡瑟包围圈。除三名苏军军官外，"德国军官联盟"方面亦有塞德利茨、哈德曼和施泰德尔上校等人亲赴参与。这位施泰德尔，正是 1943 年 1 月在斯大林格勒曾与哈德曼隔线相对的同一个人。
这一次，号召德军倒戈的呼吁同样收效甚微。德军官兵对落入苏军战俘营的恐惧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尽管如此，哈德曼仍在"自由德国"上将此次行动描述为一次成功。
他写道，在一处战俘收容点，他与德国士兵展开交谈。士兵们起初情绪低落，但很快便对他产生了信任，开始倾诉各自的亲身经历。他们仍希望保持纪律与战友情谊，却又感到茫然无措："人们感觉战争已经输了，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哈德曼向他们阐明"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目标，士兵们随即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这样才对，上尉先生，就该这样。"据哈德曼描述，随后有人自愿请缨，充当谈判代表返回包围圈，将塞德利茨要求投降的信件转交给圈内的德军部队。
1944 年 2 月，"德国军官联盟"主席瓦尔特 · 冯 · 塞德利茨将军向被围困于切尔卡瑟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发出喊话，竭力劝说他们放下武器。
此类行动的接连失败，加之 1944 年 7 月 20 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未遂，使苏联领导层逐渐认识到，已无必要继续将希望寄托于德国军事与政治反对派身上。
1944 年夏，中央集团军群相继崩溃，又有更多将军乃至保卢斯本人陆续加入"德国军官联盟"，但这已无力回天。自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起，苏联领导层开始着手规划未来德国东部占领区的政策，"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均被排除在这些规划之外。
两个组织早已丧失实际效用，最终于 1945 年 11 月宣告解散。
自 1945 年春起，苏联开始招募反法西斯干部，为未来占领区的重建工作提供人力支撑。恩斯特 · 哈德曼也在其列，于同年 8 月抵达柏林。
他在国民教育领域承担了重要职责，此后先后出任波茨坦和哈雷（Halle）的德语文学教授。尽管所获勋章与荣誉颇为丰厚，他却始终不愿向体制妥协。他仅短暂加入过统一社会党，对学校与文化领域日趋加深的意识形态化深感不满，也始终与党派政治对他的拉拢保持距离。
诚然，"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均处于苏联的掌控之下。然而哈德曼的经历已然表明，一旦深入追问各位参与者不同的动机与行动空间，便不难发现，那些将他们污蔑为斯大林帮凶、怯懦背叛战友、违背誓言之人，乃至指其在祖国最危急关头弃国而去的种种指控，是何等站不住脚。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纳粹宣传中的这套说辞仍被重新翻出，借尸还魂。围绕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的激烈争论中，核心焦点正在于此："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究竟是否应被纳入合法抵抗运动的范畴。这一问题悬而未决多年，似乎直至今日，方才大体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构成颇为复杂。有人从一开始便坚定反对纳粹政权，哈德曼即为其中之一；有人则从一开始便投身于反纳粹的斗争，康米主义抵抗者便是如此。另有一些人曾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希特勒，至少认同其战争政策。哈德曼本人亦不例外，他曾将德军最初的胜利称为"辉煌"。
还有一些人，如塞德利茨，起初曾以尽职军官的身份参与国防军在东线的灭绝战争。1941 年夏，他出任东线北段第 12 步兵师师长期间，毫无保留地执行了国防军领导层于当年春季颁布的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命令，将其施用于苏联战俘和平民。
此外，塞德利茨还在陆军元帅赖歇瑙于 1941 年 10 月签发那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基础上，追加了自己的补充规定。赖歇瑙在原命令中宣称，有必要对"犹太劣等人"实施"严厉但公正的惩罚"。而依据塞德利茨的补充规定，凡"在乡间道路上被发现、没有证件且不属于附近村庄居民的平民"，均应以游击队员论处，就地枪决。
塞德利茨在回忆录中写道，决定加入"德国军官联盟"令他备受良心煎熬，尤其是因为他曾向"元首"宣誓效忠。然而他只字未提：他 1934 年所立的这一誓言，是否已然违背了他 1919 年对魏玛宪法所作的誓言。
指出这一点，并无意贬低他投身抵抗运动这一抉择的价值。何况，塞德利茨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止于一身，更殃及家人。1944 年 4 月，帝国军事法院对他缺席判处死刑。其妻英格堡（Ingeborg）被迫与他解除婚姻。
1944 年 7 月 20 日事件发生后，盖世太保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施陶芬贝格等密谋者与"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之间并无任何直接关联，尽管后两者确实对这次刺杀行动表示欢迎。英格堡 · 塞德利茨遭到株连，他的四个女儿，以及众多"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成员的家属，也同样未能幸免。
尽管塞德利茨曾积极投身"德国军官联盟"，在 1950 年，他仍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 25 年劳改营监禁，直至 1955 年方随最后一批战俘返回德国。甫一回国，他便立即成为各种诋毁运动的众矢之的。
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无论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都无力真正客观地审视苏联战俘营中这场抵抗运动的历史复杂性，也无法公正评价其主要人物的行动动机。一方将他们斥为斯大林的造物，另一方则由乌布利希和皮克出面，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的成立塑造为康米党人民阵线政策的胜利，以这种神话来为统一社会党的统治涂抹合法性色彩。
然而，1943 年这一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决定性因素并非德共所谓的"领导作用"。真正关键的，在于不同政治力量愿意围绕同一目标走到一起：推翻希特勒，结束战争。他们在战俘营中抓住了所剩无几的最后可能，竭力为终结战争作出贡献。
至于他们最终未能成功，最不应受到苛责的，恰恰是那些至少敢于一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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